长久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兴奋点往往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内容的分析、文本的解读等等，而鲜有研究方法的反思，即对于以什么样的范式来研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纵观近年来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的途径、以多种形式解读马克思的思想，其中，在解读中“对话”无疑是一种非常主要的出场形式，这种对话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回到”马克思，更重要的是让马克思在我们的时代真正“在场”。本文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话范式给予科学分析和理论梳理，通过厘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对话”逻辑，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文明谱系中的作用，这种研究范式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无疑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一、从“当年”到“当代”：对话范式的成因与特征

　　无论有多少种对于马克思的解读方式和研究方法，也无论在众多的学说中存在多么尖锐的冲突，但是在有一点上存在着共识，即马克思只有从“当年”走向“当代”，他的学说才会具有不竭的生命力。因此，与马克思对话，让马克思的思想与当代对话，似乎是每个时代的学者所面临的使命。尤其在当代，人类实践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以现代性、资本全球化、物化异化、社会制度的完善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问题表现出来，并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与命运。这里，对话不仅是回应当今时代发展诉求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化”过程的重要环节和逻辑必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处于深刻变革之中，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是在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时代落差中进行的。由于中国社会呈现出迥异于西方社会的独特性，因而在现实的发展中必将遭遇更复杂的困境和难题。中国特色的社会现实呼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同当代中国具体国情和社会现实紧密“对话”，这样才会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学术图景，从而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平等而多元的对话才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展开，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当代现实之间的对话和交锋。首先，对话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西方哲学之间展开。事实上，在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为我们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者都“不遗余力地”致力于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论“补充”和“改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理论生长点。在许多涉及社会发展的时代重大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答案。面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诸多困境，如资本逻辑统治下人类生活的物化异化、环境污染与破坏、精神与信仰危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整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合理思想资源，提出了涉及消费主义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心理机制批判、科学技术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异化劳动批判以及日常生活批判等诸多领域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应该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和方法给予了我们很多启示。在当前国内理论研究中，我们需要科学分析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共同点和特质，在批判吸收西方哲学合理思想资源和方法的同时，将其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中，总结经验、创新思维，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视域与新方向。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开展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时，必须确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领与核心地位。忽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会偏离方向走入歧路。

　　与此并行，还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之间展开对话。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郭沫若等人就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共性给予了相应研究。不可否认，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形态与研究方法上存在着诸多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完全对立、不相融通的。纵观中国哲学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哲学就开始逐渐寻求自身形态的转变，即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而中国哲学自身的转变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相融会贯通的过程。可以说，当今中国哲学学术样态就是借鉴、参照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建构的，它本身就是中西融合的产物。除此之外，在哲学旨趣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也颇为相似，即二者都关注现实的人的生活状态和实践活动，而无意于构造抽象思辨的理性哲学体系。可见，开展中国哲学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基础的。

　　当然，对话范式的实现不仅仅在马哲、西哲与中哲之间展开和融会贯通，同时还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之间展开对话，形成相应的经济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等领域哲学或部门哲学。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济学相联姻，就会促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产生。在中国，伴随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经济哲学的确立与发展提供了现实土壤。而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包含的深刻的经济学思想也为同经济学的对话提供了理论资源。

　　从具体层面来看，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对话范式具备这样几个特征：第一，对话视野广泛。这体现在对现当代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中国哲学的相关问题、方法、人物以及著作分别进行专题和比较研究。在中国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积极开展了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对话。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各思潮、流派进行思想历史线索的梳理，把握其内在发展逻辑，这包括关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卢卡奇的总体性哲学、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论研究，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下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此外，对新出现的众多马克思主义流派我们也给予了相应的关注，如20世纪70年代流行于英美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詹姆逊和鲍德里亚为代表的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等等。

　　第二，对话程度日益加深。近年来，对话已经不仅仅停留于对国外学术热点、理论前沿和著述进行翻译与介绍，而且也开始对多元思想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与评价，在已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原创性哲学的建构。在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对话更加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与问题意识，即把理论研究同思想对话相结合，并“置身”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之中，以指导中国社会发展为目标。

　　第三，对话在不同研究范式之间展开。随着理论研究的推进与现实的迫切需要，对话范式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展开，同时还在各种研究范式之间展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除了对话范式以外还存在着教科书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文本文献学范式以及出场学范式等等。目前，国内学界通过各种形式，展开了在各种研究范式之间的高效对话，这对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水平，焕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亦具有重要作用。

　　可以说，对话范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确立与开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上主体意识的一次巨大觉醒。纵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我们在相当长时期内没有形成独立的研究范式。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内容的研究，还是对学科教学与教材编写，我们长久以来都照搬苏联教科书体系，从而丧失了理论研究的独立性与创新性。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变化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也要自觉变革与创新。当然，这种变革与创新唯有在高效开放的对话过程、在对多元思想资源的反思批判中才会形成。

　　二、对话范式的路径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场

　　在众多的对话范式中，显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交锋在中国学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向，即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可以说，30多年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大致出现了两大转型：“第一个转型是研究立场的转型，即从批判的研究立场转向认同的研究立场；第二个转型是研究主题的转型，即从注重资料评介和流派研究转向个案研究和对具体问题的研究。”[1]正是这两大转型，建构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对话，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型与对话研究范式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学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建构了各异的对话路径，当然这不仅没有使他们之间各自为战，反而在思想的碰撞与交流中发展与丰富了中国学界的对话范式。

　　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以一种“激烈论战”的形式出场的，中国学界最初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展开了争论。对此国内学者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徐崇温为代表，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列宁主义、反第二国际新康德主义、反机械唯物主义的左翼激进主义思潮，不能说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第二种观点以杜章智为代表，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模糊、可疑的概念，主张用“国外当代马克思主义”来替代；第三种观点以陈学明为代表，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应该统一到柯尔施的概念上来，因为柯尔施的规定是原本意义上的用法，其他用法都是在此基础上演化而来，这种规定既包含地域性含义又不以地域性为限，内容比较全面。这场论战的结果不仅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学界认同与接受，而且拓宽了学者们以往的研究视野，以一种不同的视角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哲学。不过，无论中国学界是从何种角度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其存在着一个共识：即“倘若我们把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仅仅囿于‘文化知识的积累和辨析’，那当然应把注意力放在其定性上，即确定其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但假如我们是为了给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启示而开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那么我们将专注于吸收和借鉴其中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成分”。[2]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者们已不再纠结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性问题，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展开了自己的研究。在这里，对话范式也以不同的形式展开。其中，将文化哲学看作一种新的理论范式的提法，比较具有影响力，即不是把文化哲学看作一种部门哲学，认为所有的哲学都具有这种内在特质。这些学者对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在基本理论形态上，马克思哲学是关于人的存在的实践哲学；在具体表现形态和当下形态上，马克思哲学表现为人的实践的超越本性和超越精神的文化哲学。实践哲学在当代之所以会表现为文化哲学，是因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揭示了现代文化哲学的主题和演进思路：一方面，体现了现代化进程中深层文化精神，即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基本内涵的现代文明模式；另一方面，代表着一种对现代文化危机和现代人文化困境的深刻的批判意识。[3]这种理论定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来自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把握。而且，这些学者为了强调这种分化和体现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地域范畴，更愿意将一般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这不仅包括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典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还包括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后期新出现的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其内涵更加丰富。虽然新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甚至流派内人物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但以衣俊卿为代表的学者群认为，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着马克思主义演进中的文化哲学转向，即从传统的经济和政治的历史观转变为文化历史观。我们认为，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哲学理解，实际上是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成熟起来的。

　　另外，在西方哲学视野中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从生存论的角度探究马克思的当代性，即所谓的“以海解马”的对话范式独树一帜。在这一研究中，首先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深刻关联，唯有这三者进行充分的对话，才能真正领悟古典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对此，以复旦大学为代表的学者们首先探讨了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他们指出，德国古典哲学虽然不是马克思哲学唯一来源，但它是马克思哲学的主要理论来源。在传统的教科书体系中，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被简单化了，我们要重新认真探索其丰富而深刻的思想资源，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的关系，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德国古典哲学与费尔巴哈关系、费尔巴哈与马克思关系的研究也被凸显出来。通过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对话，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的问题域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而和当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是一致的，马克思哲学从属于当代西方哲学，而且马克思也是当代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之一。由此，以吴晓明教授为代表的学者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海德格尔生存论的解读，以此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他们认为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共同实现了哲学史意义上的“生存论转向”，甚至马克思先于海德格尔完成了这种转变。“在突破形而上学方面，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可以说都达到了一种‘历史生存论’的境域。因而，他们就不是一种新形而上学来代替旧形而上学，而是完全消解了形而上学问题本身。”[4](P199)在阐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时，吴晓明教授认为，呈现马克思哲学当代视域或当代语境的路径就是对话，为此他还明确区分了作为文本解读的对话与在更广义上的同当代生活、当代哲学的对话。可见，马克思哲学的当代视域或当代语境不是现成地被给予，而是在“对话”和“追问”中不断生成，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也取决于这种对话的展开。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处于现存世界本身的历史性中，通过对话其意义也被历史地揭示和阐明。但是，“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阐发将不可避免地与海德格尔形成对话。在这种对话中形成的远不是结论，而是某种视域的开启：它使在形而上学语境内被全然遮蔽的东西显现出来”。[5](P128-131)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话中得到不断发展与丰富。在今天，随着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问题的呈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形态表现为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国内学界以陈学明教授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针对当前的环境危机进行反思，并提出了一系列应该思考的问题，如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坚持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危机归因于理性和科学本身还是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是应该以集体政治行动的力量来改造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还是从存在论根基上建立更先进的社会主义等。

　　三、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可能：对话范式的启示

　　对话范式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众多范式中的一种，并非是唯一有效的研究路径，但是这种研究范式无疑为当代中国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提供了可能。如果我们的研究总是停留在对于文本无限贴近的解读，或者是亦步亦趋地紧随西方学者，那么显然无法形成我们自己的哲学。对话范式的开展无疑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形成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对话范式打破了学界僵化、教条、封闭的学术局面，开创了多元、灵活与创新的学术氛围。众所周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长期受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处于相对简单、封闭、僵化与教条的境遇，从而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创新发展与研究质量。而对话研究范式因具有综合、开放、灵活的特性，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多元思想主体展开对话交锋；学术研究与时代发展和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对话，无疑有助于我们摆脱长久以来形成的僵化的研究模式，为新思想的诞生注入新鲜的血液。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中、西、马进行沟通和对话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开始有意识地突破学科壁垒，积极探索并构建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当代新哲学的可能路径。如赵敦华就提出了要以“大哲学”的视野看待现代中国的哲学，这是一种广义的中国哲学，“指在现代中国发生的、或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一切哲学形态”。[6](P436)他认为，在西方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哲学已经不存在了，现代中国的哲学既有传统中国哲学，又有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这三种哲学一直互相影响、互相交流和融合。从中国哲学来说，其现代形态就是在与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中才构建起来的。

　　其次，对话范式寻求学术研究与中国现实社会的对话，这无疑激活了理论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对话只有立足于中国现实才有价值，这首先要求我们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通常讲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指导中国实践，并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但在对话范式研究视野里，仅仅这样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在全球化语境和世界视野中审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不仅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的对话，而且必须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同时代世界上各种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的直接的和积极的对话，这样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宽广的理论视野和现时代的理论价值。”[7]众所周知，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社会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遭遇诸多困境。如何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解决发展难题并找到发展出路，是当代马哲研究的热点问题。而对话范式彰显出来的强烈现实性与问题意识，将会带动学术研究从抽象的“云端”下降到具体的“现实”，为现实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最后，对话是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语境与价值的重要途径。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语境的呈现不是现成的，而是在不断、持久的对话与交锋中被建构的。因此，对话对于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来说是必经的途径。我们知道，哲学的诞生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正是在批判吸收各种思想资源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得以形成并持续发展。可见，正因为持久高效的对话，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巨大的理论解释力和开放性历经岁月的洗礼，并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雨辰.日益模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图像——20年以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反思与检讨[J].学术研究，2008，(1).

　　[2]陈学明.我们今天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J].求是学刊，2001，(4).

　　[3]衣俊卿.关于马克思学说的双重解读[J].学术研究，2001，[12].

　　[4]王金林.世界历史意义的本质道说[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5]吴晓明.思入时代的深处——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6]赵敦华.回到思想的本源——中西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对话[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7]衣俊卿.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新向度[J].哲学研究，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