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展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渊源

郑东艳

（海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58）

【摘  要】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积极谋划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提出了一系列社会发展思想。这不仅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也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关键词】  毛泽东  科学发展观

Mao zedong’s thoughts of deveopment are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origins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Zheng Dongyan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 Hainan Teacher's University,Hainan ,Haikou 571158)

Abstract : In the period of the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and in the process of  propeling socialist construction, Mao zedong has addressed a series of thoughts of deveopment.These thoughts not only provide theoretical direction,but also settl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e foundations.

Keyword:  Mao Zedong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基金项目】：本文是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2004年规划资助课题“毛泽东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HNSK04-67）的成果。
        毛泽东发展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渊源

郑东艳

（海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58）

【摘  要】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积极谋划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提出了一系列社会发展思想。这不仅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也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关键词】  毛泽东  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它的主要内容包括：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对毛泽东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在积极谋划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科学发展的内容，这不仅为国家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也对今天落实科学发展观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毛泽东的生产力观与“发展是第一要义”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胡锦涛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1]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宏观指导思想上一直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我们的根本任务，把经济建设作为我们工作的重点。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如何保护和发展生产力”，[2]因为，“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不很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3]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提出要把经济建设作为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中共八大之前召开的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谈到中共八大主题和政治报告时强调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4]在八大政治报告起草中，毛泽东还提出：“目前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依靠业已组织起了的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5]这表明，毛泽东非常强调把经济建设作为我们工作的重点。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6]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又强调：“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7]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我们反复强调党要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即使是在中共八届全会把阶级斗争提到了极端的高度，毛泽东还是指出，不要因为阶级斗争而防碍工作（是指经济调整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8]这样，就使全会结束后经济调整工作仍能基本上按着原定计划继续进行。

综上所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宏观指导思想一直贯穿于整个毛泽东时代。因此，在整个十年建设时期，甚至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起来的。这是整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9]

二、毛泽东的群众观与“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胡锦涛指出：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0]这里胡锦涛强调了两点：一是我们党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二是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实际就是毛泽东的人民群众观。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根本宗旨和根本出发点。这一宗旨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切向人民负责”。他说:“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11]因此，他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12]所以他要求全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3]  这一宗旨贯穿在党的全部工作和广大党员的一切行动中，成为每一个共产党人的行为准则和党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法宝。

（二）人民群众是利益和实践的主体。

首先，人民是社会利益主体，所以毛泽东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即发展为了人民。他指出，除了人民利益之外，党没有任何私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任何私利可图。所以，“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14]他要求：“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5]从人民群众本身的角色来看，毛泽东认为，是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了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财富，他们是社会财富的主人，他们理应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的思想观念里，人民群众不仅是价值创造主体，而且是价值享受主体。正是由于毛泽东坚持人民群众是利益的主体，所以，他强调我们党和国家的所有政策方针，必须以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为出发点。

其次，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所以毛泽东始终坚持社会要由人民来管理，即发展依靠人民。毛泽东非常赞赏列宁的一句名言：“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造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溶，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16]他说：“社会主义不是平静的河流，应当有领导指引方向。但是，人民应当有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直接做出反应的直接可能性”[17]。所以他认为，人民是管理国家的主体，必须拥有治理国家，管理上层建筑的权利，而不能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障等权利。毛泽东指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18] “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都是人民治理国家的具体内容。只有人民掌权，才能够发挥其治理国家的主体作用。

综上所述，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人民群众观，也就是我们党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

三、毛泽东的矛盾观与“全面协调可持续”

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9]这里，胡锦涛主要强调两点：一是全面协调，即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相协调；二是可持续发展，即人与自然环境相协调。

科学发展观的这一基本要求与毛泽东的矛盾观是一致的。毛泽东的矛盾观主要体现在他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著作中，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这“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20]而毛泽东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在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

（一）全面协调发展

在全面协调发展上毛泽东主张一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协调；二是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协调。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21]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实际上就是在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一定要协调发展。

此外，毛泽东还论述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旨在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胡锦涛曾谈到：“我们讲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的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坚持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22]毛泽东正是在强调经济建设的同时，强调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以突出社会发展的全面性。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23]他说：“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首先是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精辟地说明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使人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不要局限于经济建设，还要进行政治建设特别是不要忽视文化建设，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文化现代化的概念。1957年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说：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24] 1959 年 12 月，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25]从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始终把科学文化现代化看作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应如何表述，我们暂且不论。但毛泽东提出包括科学在内的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足以说明毛泽东的全面发展观。

（二）可持续发展

在可持续发展上，毛泽东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命题，但他始终强调在发展过程中要保护环境、治理环境。1956年，毛泽东在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中提出了“兴修水利，保持水土”的重要指示，他还提出“在垦荒的时候，必须同保持水土的规划相结合，避免水土流失的危险。”[26]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发展生产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要发展，必须要“垦荒”，但毛泽东提出，在发展的同时，要保护好生态环境，这一观点在当时以至今天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此外，毛泽东还对发展的途径进行了探索，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提出：我们要“团结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27]1957年3月，他在一个讲话提纲中还说：“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28]这些都说明毛泽东想要通过发展科学技术，而不是用野蛮的手段来发展经济的思想，从而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四、毛泽东的统筹发展观与“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观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统筹兼顾。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29]胡锦涛提出上述统筹兼顾的思想，实际上和毛泽东的统筹发展观是一致的。

毛泽东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统筹兼顾的方针，并将其作为我们的治国之策。他说：“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的比较少。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讲清除。”[30]随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他进一步强调：“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31]毛泽东除了提出统筹兼顾这个治国总方针，还对如何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提出了具体方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前文已论述）。

（一）统筹城乡发展

毛泽东在统筹城乡发展上主张以城带乡。一是借助城市知识分子推动农村全面发展。毛泽东是中国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城市广泛开展了扫除文盲活动和普及教育活动，从而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提高了城市人口的文化水平。而广大的农村却存在着大量的文盲，农民的文化水平及其低下，农村的科学、文化、卫生等基础保障非常薄弱，对此，毛泽东提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让城市的受过教育的青年到农村去，以先进的文化影响农民，一些针对广大农民的教育也陆续开展起来，“识字、扫盲、办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增加一点农业课程，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32]此外，毛泽东还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全国范围内的三级医疗网、一大批的“半医办农”的“赤脚医生”、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应运而生。这些措施的出台，保障了农民的身体健康，对农村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是毛泽东提出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城镇化途径来统筹城乡发展。根据农村人口多，土地少的情况，毛泽东提出要以城市的发展来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安置工作。他曾指出：“将来还有几千万的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33]发展好工业，搞好城市建设，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和容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二）统筹区域发展

在统筹区域发展上毛泽东主张区域均衡发展。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一个基本原则，“沿海工业必须充分利用，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特别考虑到沿海工业在旧中国打下的坚实基础会对全国工业以至对整个国民经济起到促进作用，毛泽东明确指出：“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发展，不能限制”[34]，需要确定一条适合沿海工业实际情况的建设方针，才能更好地发挥沿海优势，以促进内地发展。他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了正确处理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关系的基本原则：“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挥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35]

在协调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发展的同时，毛泽东还提出帮助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就明确地阐述到：“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而奋斗；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36]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更为关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强调汉族先进地区有责任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他指出：“我们要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37]以此努力实现各民族的和谐共处、共同繁荣。

（三）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上毛泽东主张“统筹兼顾”。如何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各利益主体的和谐，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文中明确提出了“统筹兼顾”的方针。如，在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毛泽东曾强调要采取兼顾三者利益的方针，“不能只顾一头，”提出“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38]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当然，这种调节还应该坚持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当三者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39]只有坚持经常性的合理的调节，才能及时化解社会的利益矛盾，使各方面的利益都能得到合理的照顾，使经济社会得以协调发展。

（四）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在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上毛泽东坚持“内外交流”。 他主张一是学习外国，发展自己。二是吸引外资，为我所用。

在《论十大关系》中，他首次提出要正确处理好中外关系，发出了“土洋并举”、“向外国人学习”的号召。他还提到:“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总之,“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的独特的新东西”。[40]

针对国家基础建设存在着大量的资金缺口问题，毛泽东提出，一方面是依靠自己的积累，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利用国外资金。中国要实现工业化,需要“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41]。此后他又进一步从“双赢”的角度认识到，吸引外国资金是“对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之大的”[42]。

总之，科学发展观是毛泽东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升华。虽然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曾走过一段弯路，但必须承认毛泽东的发展思想中含有许多科学的因素，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宝贵财富。